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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年代正在终结?青年艺术家谈「逆全球化」
时间:2020-05-12 17:20   作者:白银新闻中心   来源:

AB先锋 是《艺术商业》全新推出的线上栏目,对话具有创见性的大脑,剖析新的行为和模式。在不确定性面前,唯有产生新的思考和行动才能赢得机遇和挑战。

全球化作为人类精心营造的现代性系统,在此次疫情中却经受到来自生物性的致命一击(注:据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4月27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00万例,死亡病例为208131例)。随着民粹主义的抬头,网络上涌现很多关于 脱钩 的 逆全球化 讨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正在遭受考验,全球经济的未来发展更是扑朔迷离,看似一个美好时代正在逝去。我们何以体察当下,又何以把握未来?

本期我们邀请了5位正身处欧洲的青年艺术家,探讨有关于去全球化和身份的话题。他们都有着海外生活的经历和多元文化创作背景,相信在此刻,身处欧洲的他们对疫情给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会有更深刻的感受。希望通过他们的讲述,能带给你一些启发,并重新思考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联。

刘诗园艺术家
坐标:丹麦哥本哈根

1985年出生于北京,曾就读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及中央美术学院,后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取得研究生学位,现工作生活于北京及哥本哈根。刘诗园的艺术实践涉及摄影、影像、舞台剧、空间装置等多个领域,其艺术实践呈现出一种不受地域性限制的视觉语言。


刘诗园 Fuck it, I love you,2018

由文化差异带来的 抑郁

丹麦目前的状况还好,儿子已经重返幼儿园,但是政府也有规定人和人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拥挤。

这段时间很艰难,并不是因为疫情,而是因为文化差异。2月我和儿子在北京过年,很幸运我们订到了北欧航空在关闭前的最后一班飞机飞到丹麦。2月底回丹麦后心情很沉重,把我一大家子人留在了北京,在家人需要的时候我总是不在。这是抑郁的第一阶段。


刘诗园的儿子于北京回丹麦的飞机上

后来疫情波及到了丹麦,我无法说服我身边的人,他们执意认为这只是流感,中国人已有的经验并不能作为有效信息让他们参考,因为不信任,那是我抑郁阶段二。再后来疫情变得严重,但说服身边人洗手戴口罩仍是几乎做不到的事情。

广播里每天谈论的都是coronavirus。有一天儿子跟我说:妈妈我不想死。他在北京每天带着口罩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我决定不再看新闻,看手机,甚至有放弃的心态: 得就得吧,谁怕谁呀。那一刻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

特殊时期的 反华 情绪

反华的人哪里都有,但是我遇到的并不多。关于之前网络上热炒的辱华事件,丹麦回应是作为言论自由的国家,依法他们无权干涉言论内容。后来中国反击,投了一枚侮辱德军侵略丹麦时的笑话作为炸弹。丹麦电台还在实时广播里给中国外交部打电话,想讨要一个道歉,得到了: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儿。我只能笑对,小孩子过家家,玩儿完后就忘了。


刘诗园 Fuck it, I love you,2018

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将写有文字的毛毡块铺满整个空间,颜色上对应人种肤色,内容上演绎各种剧情片段。空间中迎接观众的是几把桌椅,还有淡淡的咖啡香气,显得温馨舒适,艺术家以这样私密的方式探讨着种族、文化碰撞等议题

我们会面临一个新的全球化

在思考创作时,我首先不会对不同的文化进行分离,也不会从任何单一角度去看待事物。就像这次的疫情,当一件事变得全球化时,那种复杂性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全球化不会有 逆 的现象,这个思维方式太简单了。我们会面临一个新的全球化,全球性的灾难不会就此结束。环境问题已经棘手到无论我们现在开始做什么都无法挽回,而经济上讲,大部分地区都是贫富差异较大的。疫情带来的全球隔离也许或多或少保护了生态环境,但疫情过后的经济危机,仍会使很多人流落街头,甚至死亡。


刘诗园 Fuck it, I love you,2018

由于环境带来的死亡率和经济危机带来的死亡率,哪个更多哪个来得更快呢? 这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改变生活方式,将隔离时养成的好习惯保持下去,而不是叹息我们一直在跟随的所谓全球化潮流要淡去了。

简策 艺术家
坐标:德国柏林

简策,1984年出生于中国山东,1988年移居德国。现工作生活于德国柏林。作品以绘画为主,同时还包括装置、影像和艺术家书籍。在近期创作中, 她将不同传统图像分析解构, 将绘画与影像、数码图像进行渗透与融合, 以探讨今天的视觉习惯。


简策7F6VSL,2017

德国对自由职业者

补助的程度令人惊讶

德国疫情在西方国家里控制得还算好。柏林目前有5300多例感染,死亡人数略多于100,对于这个370万人口的城市来讲还可以,没有太多恐慌。德国从3月底开始逐步关停,限制出行,禁止各种聚会和其他活动,违反者会被罚款,但这些规定执行的比较松。由于德国是联邦制,国家政府没法直接下决定,必须让每个州自己安排,而且每个州都有不同的措施和规定,所以相比中国,德国的反应速度显得有些慢。


柏林街头

德国人最早都不把疫情当回事,每个州刚通过 口罩令 ,4月27号开始正式执行,但目前口罩急缺,政府鼓励大家自己做口罩。大家也自由惯了,不喜欢限制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大多数人都支持政府的决定,默克尔总理和其他部长的支持率大幅上升。从这个星期起一些规定又放宽了,希望生活能慢慢回到正常。


柏林街头

我自己的工作没受多大影响,还是正常去画画。跟其他艺术行业比,我还感觉挺幸运,至少作品可以做了留着晚点展。大家都有经济损失,但德国这次及时给自由职业者拨了一批资助,光柏林而言,每个申请补助的自由职业者都获得了至少5000欧元的资助金。4月初光在柏林就有超过15万人申请了,柏林共发了13.3亿欧元。柏林有这么多艺术家,我朋友圈里大家果然都申请到了,国家补助的速度和程度这次很令人惊讶。


简策《视景 (水-自然 -夏-小丑服)》,2019

我的创作更基于

全球化文化

我从托儿所开始就在德国,所以学到的差不多都是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我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是通过父母和家人得到的,后来在中国工作和办展览才开始真正接触中国文化。这种 换地方/换角度 的工作方式很有意思,也给了我很多动机。

不同文化会给我的工作方式和状态一些调解和启发,但并没影响我的创作内容。我的艺术创作来自于年轻艺术家都熟悉的 globalized culture(全球化文化),在西方文化和历史的背景下提出对今天数码和信息时代的一些问题,用绘画和图像的语言/方法去考虑它们。


简策《舰队(5/7)》,2018

全球化从来就

不只是美好的一面

全球化进展这么多年后出现一个 反方向 或 后全球化 的讨论,应该也是正常的。西方对全球化一直有一些争论,而这次疫情给反对者提供了更强的理由。全球化从来都不单单只有 美好 的一面,只是它的弊端和它的受害者没被注意。

讽刺的是,好多原本受益于全球化的企业在疫情中反而变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大家被这种全球经济瘫痪吓住了,比如说德国就急着要求把产业从中国和其他国家迁回来,为了增强自己国家的自我维持能力。


简策《导览 / 丢勒》,2016

我们说一个 美好 的全球化时代,是因为我们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对那些没能搭上全球化快车或者全球化过程中的失败者来说, 逆全球化 才有更大的诱惑,也许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思考一下怎样通过全球化达到更公平的分配,而不是加大贫富差距与南北差异。

从古至今,艺术的活力始终来自开放与交流。在今天这个时代,无论政治和经济的形势如何继续发展,艺术作为一种促进开放与交流的工具也许更为重要。

谢磊艺术家
坐标:法国巴黎

1983年生于安徽淮南,自2006年起在巴黎工作和生活。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并于2016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获得视觉艺术博士学位。谢磊的作品被收录在不同的公共和私人收藏中,例如MAC VAL当代艺术博物馆和Burger Collection等。


谢磊 Research, 2019

仿佛时间对我来说都是静止的

法国是从3月17日开始禁足,这一个多月以来,所有的日常生活都被打乱,这让我想到了2003年还住在北京的时候所经历的 SARS 情景。巴黎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所有学校停课,很多商店也都关门,人们因超市卫生要求在门口排队进入。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感人的情景,比如几乎每晚八点人们都会开窗鼓掌,向医护人员致以问候和感谢;非政府组织也会坚持给流浪者们分发食品和生活所需。


巴黎街景

今年年初,因口罩而产生的文化歧义,法国出现一些反对亚洲人在公众场所戴口罩的现象。众所周知,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大多认为只有生病的人出门的时候才会戴口罩,法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也没有经历过这样严峻的疫情。幸好法国并不是在欧洲的极右翼国家,也很少有明显的排外主义。

这段时间,仿佛时间对我来说都是静止的,我可以用比平常更多的时间来看书,几年前开始学习意大利语,正好用这段时间更完整地啃了几本卡尔维诺,迪诺布扎蒂的书。


谢磊 Double, 2019

我反对 在地化

作为一种标签

关于身份对于创作的影响,这让我想到了十几年前刚到巴黎的时候,在展览上有藏家问我的作品中哪些是中国性的,我当时的回答是:如果面对法国或瑞士艺术家的时候,他们还会不会问相同问题?

我更相信在全球背景下的文化多元性,但并不赞同 在地文化 的说法,因为它立刻会成为一种模式,被贴上标签,变成符号,这也是我一直反对的。一般来说,对作品的一些想法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复琢磨成形,它们大多来源于对个人经历和生活的思考,对阅读和图像的一些反思。


谢磊 Expose, 2019

全球化需要重新 审视

全球化 这个词汇从60年代开始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现在,我认为我们必须去重新理解它的含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全球化也意味着思想和文化的自由交流,这一点不能否认,也不应拒绝。诚然,全球化有可能让疫情扩展得更快,但早在14世纪的时候,黑死病仅仅五年的时间就已经在欧洲大面积地吞噬了近2500万人的生命,那个时候并没有全球化这个概念。


谢磊 I Will Be Your Mirror, 2018-19, 60件

在 人类世 的前提下,我们应更清楚地认识全球环境问题,卫生危机、去森林化、生活方式及资本主义。所有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健康,而不是简单一味地去强调 逆 全球化。在未来,我相信有所控制的全球化会从诸多层面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朱田 艺术家
坐标:英国伦敦

现生活工作于英国伦敦、爱丁堡。2014年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雕塑系获得硕士学位,2007年获得英国伯恩茅斯大学声音设计硕士。朱田从事雕塑、装置、行为、影像、摄影、版画等多种类型艺术创作,作品经常涉及多项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自由和个人性等议题。2015年获得英国凯特林(Catlin)艺术奖,2014年获得英国 Broomhill 国家雕塑奖,并在 2009 年被选为英国新锐声音艺术家。


朱田《600块一次》,行为,2015,录像:8分27秒

我目前的状态是,尽量用身体活着

从数据上来看,英国算是目前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本能的恐慌、困惑是肯定的,但英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冷静、理智的文化,社会性格也偏内向,表面上看,大家基本还是保持了平静。 Just getting on with it 大概是比较普遍的心态。

疫情一开始的时候经历了一次中大型的精神崩溃。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看新闻,觉得世界要末日了,很电影又很真实。有时候傍晚的时候还会躺床上哭一会,想想人类怎么就发展到了今天这一步,满腔的悲凉。后来可能身体本能地启动了自救机制,知道没法承受这样的情绪,就开始抽离了。

总体来说我目前的状态是,尽量用身体活着。但有时候又会突然觉得,在这种时期的任何日常化都是罪恶的,很混乱。


朱田《003号作品》,行为,2017

我关心的是人类

更本质的矛盾和挣扎

我来英国快20年了,说实话对我来说没有那么明确的界线:这是中国的,那是非中国的;对我来说就是 身边 的,小时候刚来英国时就更没有这种概念了。近几年倒是有些感触和思考,也了解了一些社会学里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但发现这是个很复杂的工作,我很难清楚地划分自己意识体系里的来源。


朱田《Dirty/脏》,本作受乔治.巴塔耶《眼睛的故事》启发,装置,2015

这种划分它建立在一个在我看来已经有些陈旧的 东、西 他、我 主、客 的二元体系之上,它默认了静态的前提。而我们现在面对的全球化文化下的世界是流动的、杂交的、不确定的。我觉得自己的文化人格更像是一个幽灵,它没有自己很具体确定的形象、肉身,可以自由地漂浮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随时变化。

就创作来说,我关心的议题大部分是人类面临的更本质的矛盾和挣扎,它不太区分地域、文化。


朱田《Hey/嘿》,行为,2015

全球化的变化是自然的

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任何一件事都会有一个最优化的峰值,过了峰值不是很自然地会往反方向摆荡吗?全球化趋势的出现是依据当时世界的发展、需求,这种出现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变化,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如果全球化进行到今天已经不能够解决、满足新出现的需求,那变化是自然的。


朱田《My Dearest Wish/我最热切的愿望》,本作受艾尔弗雷德.杰林耐克《钢琴教师》启发,装置,2015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最基本的问题,关于人类、世界,好像原来已经建立的结构被一巴掌全推翻了,需要在新的语境下重新思考。我想得更多的是 末日 。有天在街上走,空荡荡的大街,没有人,很像 walking dead 里的场景,商店都还在,咖啡馆也还在,鸟在飞,花照常开放,蓝天、白云、阳光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说的 世界末日 实际上只是 人类的末日 。世界还在。

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灭亡了,不是很正常吗?谁规定一个物种只能朝着越来越强大越繁荣昌盛的方向发展?只有经济学资本主义才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吧。

劾哨潼 艺术家
坐标:德国斯图加特

劾哨潼,2012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2019年毕业于德国斯图加特国立造型艺术学院克里斯提安 扬科夫斯基班。创作主要关注当代图像观看方式和图像价值。近年作品曾以群展及项目形式展示于Liusa Wang Galerie(巴黎,2019),Academiae Youth Art Biennale(博尔扎诺,2018),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18),集美 阿尔勒国际摄影季(厦门,2017)等。


劾哨潼 王宫花园 系列

早期民众是不以为意的

作为德国南部的工业和经济重镇,斯图加特城市的疫情数据在德国算是平均水平(虽然所在的州单就感染率而言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宏观上来看,这里各方面都很听话地执行了联邦政府和专家的建议:所有商铺、餐馆和非 必须 公共场所自3月关闭,学校停课,在公共空间中都为降低传染可能做了一些特殊措施。


斯图加特街景

早期民众其实是不以为意的,尤其多数年轻人认为恐慌是没有判断力的人被媒体吓到的表现。即便如此,很早出现的意面、罐头、厕纸、消毒液、口罩脱销现象,都是 用脚投票的人 留下的痕迹。随着 Youtube 和 Facebook 这样的平台开始高频强力推送官方口径和主流媒体的报道,年轻人才开始认识到保护易感人群的社会责任。

相比实体经济的小商户,表演类艺术家和医务人员等,我的生活受到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德国的温和版群体免疫策略,食品、生活用品的供给和价格都相对稳定充足。

2月底我去看了湾区激流金属三个元老乐队的演出,人很多,当时还有点担心会不会感染。结果我到现在都没事,上周才知道这三个乐队回美国后发现都感染了,都50多岁的人,希望他们都能顺利痊愈。

借用在地 文化 中的语法,让作品操着本地话说一个发生在当地的离奇故事,是劾哨潼在创作中比较常用的手段。他代表性的作品是在斯图加特做的 王宫花园 系列:在当地火车站旁边的大公园里把一片很大面积的草皮切割成小块后依次掀起来,每块转了一圈又小心地填回去,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这些设定使这件作品表面上看起来是对斯图加特最受争议的新火车枢纽系统Stuttgart 21计划(后简称S21)的朋克式模仿

全球化的进退两难

相比从川普当选时对 逆 全球化的理性担忧,近年在生活中越来越能感知到具体变化。

一方面疫情快速扩散引起的连锁反应让我们认识到,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方便和便宜,都是全球经济所实现的。而这个由掺杂着大量许诺和自信的幻觉作为动力的现代性系统,在一个生物层面的灾难冲击下脆弱得不堪一击,维护它的运转需要付出巨大代价。

另一方面,人在面对现实的打击和迷雾中的未来,很容易向虚假的 本源 和 自然 中去寻求庇护,欧洲近年崛起的右翼势力就充分体现了这类心态。


劾哨潼 王宫花园 系列

我们视野里艺术家都是比较温和偏左的,即使是对这种回流趋势进行批判和反抗的作品,在现实事件面前都挺绵软无力的。除了右翼党派的支持率一路走高,种族仇恨式的枪击伤害等极端现象,一些看似带有左派标签的动机也会产生矛盾的行为。

比如出于减少碳足迹而尽量拒绝购买长距离空运的水果蔬菜,以及最近开始流行的,将超市购物代替为多人联合从本地农场订购食品。这让生产者可以按确定的需求生产,也让消费者得到更透明的生产信息。客观上这类行为在拒绝全球化生产方式带来的方便和便宜,但人们在重复行为和观念的相互确认中,一些和地理相关的情结渐渐掩盖了最初的简单动机。(编者注:左派在践行环保理念中反而抗拒了全球化,与秉承的跨文化价值观相悖)

和本地生产者形成的封闭供求关系,会给人一种这个时代难得的情感联结,这也掩盖了他们的初衷。在当代生活无限复杂和抽象的关系对比下,这些情结显得简单美好,因为保持了 合适 的距离也不易被戳破。这会促使人们怀疑全球化概念合理性,并产生对过去时代的主观美化和向往,甚至为过时的观念 平反 。


劾哨潼 王宫花园 系列

看清被异化的价值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次疫情带给我的很大感触是,随着现实的压迫,很多异化的价值被还原了。 美好生活是常态 的幻象被打破了,习惯于此的人们便被本应充斥着生命的 无聊 所折磨得无所适从。但在认知中添加一种生活常态的定义,看清那些为了回避存在主义危机和填补无聊而创造出来的生活意义,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直到现在我都还不是艺术行业里正式的 生产者 ,并不依靠艺术生存,因此也无法去担忧会失去什么。比较纯粹地说,在这样的状况中,艺术最多只能作为象征物给实际行动润滑和提供一定的精神支持/安慰。但艺术作为记录时代档案的载体,这个角色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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